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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促销直接推动了恒大销售的巨幅增长。 10月3日，中国恒大披露了9月份的营运数据，9月实现合约销售金额约831.1亿元，较上月增长约73.8%，较去年同期增长约31.9%，刷新了集团单月合约销售金额的历史纪录；10月1日至7日国庆期间，恒大全国销售即超过510亿元，也创下了房企黄金周销售之最。

但这种方式投放的货币，并不是越多越好；除非有特殊的货币市场干预的需要，货币储备物应该尽可能控制在最低范围内。这样，货币投放就需要创造新的渠道。其二，货币的信用投放。即在“基础货币”基础上，由货币发行机构通过提供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增加社会债务并派生出新的货币（购买力）。

但近年来不少人对此提出质疑，就货币起源、货币本质、货币功能、运行逻辑等提出新的观念。比如，有人说，货币最初并不是作为一般等价物来充当商品流通媒介的，而是作为一般性债务来记录和结清债权债务关系的；货币的本质不是一般等价物，而是作为无限跨期价值尺度的一般性债务；货币演进的主要脉络是：私人信用货币——政府信用货币——银行信用货币；货币的核心功能不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而是组织生产，是生产关系、社会纽带等等。

IIF的报告指出，企业债务是另一个问题，去年非金融企业债务升至逾72万亿美元。此外家庭债务去年总额增长30%至46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增长较大，中国增长显著。自从2016年以来，企业债务已占到全球债务增长的三分之一，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尽管企业债务的激增集中在新兴市场，但是成熟市场中政府债务的增长更快。

7月下旬资管新规执行细则落地，8月资管新规执行细则指导文件对公募产品适当放开了对非标的投资限制，央行窗口指导银行配置低评级债并放松了银行MPA考核，地方债风险权重下调至零也提升了地方债的配置价值，使得国债的配置需求被非标、信用债和地方债共同分流。

由此，应切实强化商业银行财务约束，既要防止政府强行干预银行贷款，严格控制政府直接向银行透支或发行债券，也要防止政府和央行一味追求金融稳定而对商业银行过于保护，提供无限支持（刚性兑付）而使其难以破产倒闭，并因此扭曲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和资源配置机制。